在国内外形势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要实现稳中求进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根本还是要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关系人民群众生活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提供广大人民的信心是重大的民心工程。
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古今中外的普遍规律。当前，民心工程，有三项改革必须抓在手里： 一、把制度反腐放到更加重要位置 当前，我国反腐斗争已形成了压倒性态势。如何巩固这种压倒性态势？如何夺取反腐斗争的全面胜利？必须紧紧依靠制度建设，把制度反腐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当前，必须把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建立起来。 我于2013年5月向中央呈报的《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中提出，把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政治体质改革的突破口。 为了减少阻力，在操作上可实行三个“率先”：一是新当选或新任命官员率先公开；二是新任官员中领导干部率先公开；三是财产中不动产率先公开。 三个“率先”可以避免一次性公开带来的冲击过大，同时也对改革新阶段的选人用人有利，此外，中央已经部署落实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也已经为不动产率先公开构筑好了技术基础。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世界上已有140多个国家建立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我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是四个自信的国家。因此，不管阻力有多大，困难再多，必须有勇气把提升民心的这个制度建立起来。 二、把反腐中罚没的财产建立扶贫基金 反腐败工作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罚没的大量贪腐财产，这些财产有现金、有房产、有字画收藏品等等。这些财产怎么处理也关系到反腐败的成果。 现在的情况是到底罚没了多少，钱是怎么用的，都不知道。如果缺乏监督机制，那就可能滋生新的腐败。前期反腐败的成果也就被抵消了，人民群众也没有实实在在地从反腐败中有获得感，对反腐败工作就可能产生看客心里，甚至产生审美疲劳。 因此，如果能够把反腐败过程中罚没的巨额资金投入到民生当中去，那就会大大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以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去实现正义，使反腐败工作获得更坚实的民意基础，就会大大提升民心。 十八大以来，最大的民生项目就是扶贫。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也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必然要求。 如果能够把反腐败工作和扶贫工作结合起来，就有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把两者相结合一个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用反腐败罚没的财产设立一个扶贫基金，罚没的现金直接划入基金，罚没的房产、字画收藏品拍卖变现后划入基金，全部用于扶贫开发救助。 为此，第一，必须把罚没资金直接划入扶贫基金的专项账户；第二，执法部门必须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严禁截留和返还；第三，必须提高扶贫基金的透明度，实行严格的监督制度。 三、改革创新是振兴中国实体经济的根本出路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制造业强国，在转向先进制造业过程中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和挑战。 特别是特朗普为了实施“美国优先”，提出“让制造业回家”的口号，将大幅度降税，企业所得税从35%降为15%；宣布中国汇率操纵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高关税；任命了敌视中国的经济学家纳瓦罗为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 纳瓦罗是《致命中国：美国如何丢掉制造业》的作者，此书被制作为纪录片，传布美国5万家工厂关门，2500万人找不到工作，此举必然会导致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中美贸易战看来不可避免。我国要做好对应措施。 最近，对中国税费是高了还是低了，引起社会各界的激烈反应。我认为必须弄清三个重要问题。 1、如何对待曹德旺的意见。 一种看法认为，曹德旺痛点，带来了改革的契机。痛点是什么？税费太高，企业难以承受。尽管美国的人工很贵，但综合起来，在美国办厂仍然比中国国内多赚10%。 另一种看法，认为曹德旺跑路了。包括一位部门领导也认为，“曹德旺跑路并非普遍现象”。曹德旺在美国办厂是否跑路？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深度融合，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因此，要把企业对外投资与不正常的资本外逃区分开来，简单贴上“跑路”标签，不利于企业走出去，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中，企业家考虑的是，哪里成本低？哪里利润多？这是全球配置资源的必然选择。 汽车玻璃的主要销售地在美国，在美国建厂，无可非议。况且，曹德旺的大部分资产和业务仍在中国，所以不能说曹德旺跑路了。应该说，曹德旺说了大实话，说了良心话，应当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 2、如何看企业税负高低的两种不同声音。 长期以来，主管部门认为企业税负不高，而企业、学者、国际机构认为中国税负较高。这是为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口径不同。 税务部门用的是小口径概念，而国际机构、学者、企业用的是大税收概念。 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是大税收概念，它不仅是税务部门收到的那个各种税收，还包括了政府的其他各项收入。 根据财政部2015年中国财政收支统计，全国一半公共预算收入152217亿元，占GDP比例为22.5%。 纯粹按这个比例来看，中国税负比例当然不高，但是实际税负还包括其他方面： 一是社保收入。2015年社保基金总收入为4.6万亿元，加上这部分收入，中国的财政收入就变成了19.82万亿元。 二是土地出让金收入。根据财政部“201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支情况”的统计，全部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金为33657.73亿元。中国的财政收入就增加到23.19万亿元。 三是政府基金和发债收入。加上2015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债收入。2015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增加到26.67万亿元。 2015年中国GDP是67.6万亿元，财政收入为26.67万亿，宏观税负为39.4%，超过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 多如牛毛的政府行政性收费。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最近提出集团缴付的各种行政性费用太多，达500多种。 据有关部门核实，去掉重复计算，2015年娃哈哈集团及所属企业的缴费项目为212项，缴费金额7412万元。 这么多的收费项目，不仅增加了企业负担，而且耗费了企业大量的精力。 3、税收的钱用到哪里去了？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民生工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断提高。 但同一些宏观税负超过30%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法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5%，瑞典是38%，挪威是33%，丹麦是37%，澳大利亚是23%，法国是28%，美国是21%，我国还有很大差距。 我国的财政支出中，政府投资和政府开支占了很大一部分。 中央层面很重视简政放权，经过多年努力，已大幅度压缩了审批权，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行政性收费，这后面的背景是什么？ 据财税专家贾康分析，“是相关公共权力环节的各个部门形成一定的既得利益。如审批权后面跟着的往往有明的收费权与暗的‘设租’权。其中许多收费是跟着公权在收的‘权力行使’带出来的。”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降低宏观税负，为企业减税降费指明了方向。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把振兴实体经济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明确要求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等。李克强总理最近批示：“各方对涉企收费反映仍很强烈，财政部要会同发改委、工信部深入研究，拿出制度性、管长远、见实效的清费措施。涉及的相关单位包括协会等都要勇于自我革命，破除利益束缚，切实让企业减负，轻装上阵。” 面对特朗普“制造业回归”对我不利影响，面对我国制造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国务院下了很大决心要重振实体经济，向先进制造业迈进。现在就是要生根落地，拿出实招的时候了。 首先，是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能否把增值税降5个百分点；把社保费率降低到工资的30%左右；把小企业纳税起征营业额月标准提高到10万元；把行政性收费压缩50%。 其次，政府要自我革命，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大幅度减少行政开支。吃“皇粮”的人太多，所以财政支出减不下来。
第三，提高创新能力，改善创新环境。振兴实体经济，制造业转型要靠创新驱动，提高创新能力。现在，有关部门限制过多，缺乏奇思异想、无中生有的环境，对创新者的激励政策要落实。
（作者高尚全系华顿经济研究院顾问、中国上市公司百强高峰论坛主席、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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